抗战期间，许多正在前线征战的将领都会将家属送到后方。大家都知道，抗战时期的后方主要有两个重要地区，一个是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富邦速配，另一个就是红都延安。因此，国军的将领们通常会将家属送到重庆，而有一位特别的将领却将自己的妻子送到了延安，并约定抗战胜利时在延安相见。
这位将领就是后来成为我军开国少将的贾陶。
在军阀混战的年代，贾陶曾与孙铭久、解方、黄冠南一同被誉为是张学良东北军的“四大金刚”。贾陶是辽宁开原人，生于1909年，家境富裕，从小便接受了较好的教育。1926年，他放弃了读书的生活，投笔从戎，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六期，主修炮兵。毕业后，他在东北军炮兵连担任少校连长，后来又在天津保安总队任职，担任了中校教官和保安总队第二大队中校大队长等职务。
展开剩余76%在他担任天津保安总队职务期间，贾陶参与并领导了平定日军策划的天津“一一·八”暴乱事件。1931年11月8日晚，天津的日军指挥了一个便衣队，约有1000余人从日租界出发富邦速配，进入华界，袭击公安局，并试图占领省府、市府和军部，甚至打算趁乱劫持溥仪。贾陶和孙铭久、解方等人领导保安队抵抗，成功打退了敌人，平息了这场由日军策划的暴乱。
贾陶在东北军任职时，目睹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，深感愤慨。尤其是在东北沦陷之后，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，那就是要为东北复仇。然而，由于蒋介石将重心放在剿共上，忽视了抗日，使得贾陶感到极为失望。特别是在《何梅协定》签署后，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撤离河北省的平津两市，河北省政府不得不从天津迁至保定，这让贾陶更加愤慨。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动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贾陶当时是张学良卫队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，他也参与了这次事件，并受党的指派，负责保卫党中央代表团驻地人员的安全。西安事变后，贾陶被编入国军第51军114师342旅，担任上校副旅长。全国抗战爆发后，第51军奉命防守青岛。在此期间，贾陶决定将妻子送往延安，表达自己誓死抗日的决心，并约定抗战胜利后在延安相见。
如前所述，抗战期间，前线的国军将领通常将家属送往重庆，但贾陶为何将妻子送往红都延安呢？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。实际上，贾陶早在1936年4月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贾陶的共产党信仰源自他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的一段经历。当时，他在东北军的模范队担任连长，连里有一个叫刘伯刚的上士，他来自辽宁大连，曾在日本留学七年。由于当时东北有大量日本人，为了工作上的需要，贾陶向刘伯刚学习日语。刘伯刚是共产党党员，在教授日语的过程中，他也向贾陶介绍了共产主义的思想、宗旨和理念。可以说，刘伯刚是贾陶接触共产党思想的启蒙老师。刘伯刚先生于1985年去世，享年86岁。
此后，贾陶还结识了多位来自东北讲武堂的共产党员，包括孙东垣、佟英翘、苗勃然等人，这些人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共产党宗旨的理解，并为他之后加入共产党打下了基础。1936年初，贾陶和解方决定向苗勃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，誓言在党的领导下，为抗日救国而战斗。
因此，当抗战爆发时，贾陶决定将妻子送往延安，因为他心向共产党，愿意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而努力。
1939年3月，贾陶决定带领部队加入新四军富邦速配，但由于多种原因，这次起义失败。到了6月，他终于到达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延安。之后，贾陶在延安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，包括中央军委四局副局长兼科长、八路军第120师独立1旅参谋长、东北民主联军炮兵旅旅长、东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等职位。1955年，贾陶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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